那些非必要證明能引發(fā)上到總理、下到普通民眾、中到辦事人員的共憤，足見改革不乏可匯聚的共識與動能。而要消除那些繁冗的證明，還得從打破政府“堡壘內(nèi)部”著手。

　　“補辦一個小小的老年證也要經(jīng)過派出所打證明，有必要嗎……一個小的證件增加大家不必要的麻煩，還是多為老百姓辦點實事吧。”“難道老百姓買房也要無犯罪前科，難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買房嗎？貴單位憑什么定此項規(guī)定？”

　　這兩段看似時事評論之語，可不是出自評論員之手，而是兩個基層派出所人員在加了公章的證明上的吐槽。前者是湖南冷水江某派出所對當?shù)孛裾�局給老人補辦老年證時要求其開具丟失證明的批語，后者是云南鹽津縣普洱派出所批評相關單位要求買房須開無犯罪前科證明。

　　從公章顯示時間看，前者發(fā)生在8月5日，后者則為今年7月，只是昨日才被曝出。二者接連被曝光，都受到聚焦。以往見多了民眾向辦事機構吐槽，這次派出所人員主動出擊，站在了民眾一方炮轟“同僚”，多少有些罕見。兩則證明是否合理，從兩位“內(nèi)部人”吐槽就可窺見一斑。此事之所以引發(fā)關注，本質(zhì)上是由于它突破了以往吐槽與被吐槽之間的站位關系，刷新了人們對“體制內(nèi)態(tài)度”的看法。

　　按理說，同僚相批歷來是官場大忌，可兩地派出所人員卻打破了這一潛規(guī)則，這足以表明：一方面，大量非必要證明的存在，擾的不止是“民”，同時也是經(jīng)辦機構和人員的不必要的“負擔”。另一方面，這些“批語”從內(nèi)容而言，仍不過是普通民眾所深諳的常識。而奇葩證明問題的關鍵，本也在于對常識的背離，“證明我媽是我媽”即為一例。正因如此，李克強總理才會斥其為“天大笑話”。

　　“憤怒的民警”之公文吐槽和總理之怒，本質(zhì)上指向的是同一種癥結。而公眾圍觀“加了公章的時事評論”，恐怕不全是借此一澆心中塊壘，更隱含了對某種改革路徑的期許。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改革與被改革的分層。于是改革討論中，多見政府部門與民眾的對話，而夾在中間的政府工作人員對改革怎么看，又能發(fā)揮怎樣的推動作用，儼然被忽略。從兩地派出所人員的吐槽看，其實若機構內(nèi)部的意見能得到及時反饋、吸納，也能凝聚更多的改革共識與動能。

　　以此次吐槽不必要證明的派出所為例，其實公安部門恰是民眾生活中辦證打交道最多的部門。他們?nèi)裟茉诮鉀Q辦證難、證明多的問題上，表現(xiàn)出更多的積極性與行動力，也能極大地緩解奇葩證明擾民的現(xiàn)象。至于如何改，兩地派出所的態(tài)度或已提供了答案--那就是打破“堡壘內(nèi)部”，將非必要證明盡快取消。

　　那些繁冗的證明能引發(fā)上到總理、下到普通民眾、中到辦事人員的共憤，沒什么比這更能代表“時代的聲音”了。而要將“客串”起時事評論員的民警從吐槽者推向改革參與者，就需要制度助攻，比如盡快打通公民信息互聯(lián)中的行政壁壘，推動非行政許可審批在地方尤其是市縣一級的加速清理。